略谈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

　　客家人耕读传家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紧紧依附于客家传统社会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客家传统社会，主要是指客家乡村宗族社会。它由一个或几个血缘和地缘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宗族小社会构成自然村落，若干个自然村落便构成一个客家乡村社区。传统的客家乡村社会有两个明显特征：即以拓荒、种植为基础的小盆地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这方式之上的“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客家传统社会的上述特征，是受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诸多因素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作为汉民族的一个独特支系，客家先民的主体成分是唐宋以来迁入赣闽粤地区的中原汉族。由北到南的长距离迁徙，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原汉人来说，实属无奈之举！他们不得不抛弃许多东西，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背离祖祖辈辈所赖于维系其生存的基本手段——以农耕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来到赣闽粤地区，同时也就把这一生产和生活方式带入了这一地区。然而，对于客家先民们来说，赣闽粤地区又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陌生之地。这里“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没有北方那样广袤可耕的良田熟地和灌溉系统，有的只是丘陵密布和溪水纵横而形成的无数个大小不等的盆地。因此，客家先民来到这里后，一切必须从头做起，他们必须向荒山要土地，要衣食住行！于是，一个以拓荒、种植为基础的小盆地农耕文明便在赣闽粤地区孕育和发展起来。随着客家人口的生息繁衍，这一文明圈的范围也不断伸延扩大。这种以拓荒、种植为基础的小盆地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客家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特征。

　　小盆地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因其规模的狭小和水准的低下，使一家一户的几个劳动力就能承担起一切，而无需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生产过程的这种分散性和独立性，为客家人的家族制度提供了物质前提。而赣闽粤山多地少的地理格局，又给客家人的家族制度带来独立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因为群山环抱中的小盆地，无法像平原地区那样，为成百上千人提供同一个村落，而更便于一村一族进行聚居和耕作，也就是便于一个自然村居住着有血缘关系的同姓氏族，进行土地的开垦与经营。这种居住模式与耕作模式的血缘属性，形成稳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所以，客家人的传统聚落往往是单姓的、聚族而居的。“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成为客家传统社会的重要政治特征。

宗族兴旺之本

　　耕读传家是客家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客家宗族兴旺之本。正如罗香林先生所言：“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而耕田读书所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这在过去为然，现在还未全改，所以在他们普通人家的家庭分子来说，总有人能做到可进可退，可行可藏的地步。这在社会遗业的观点看来，可说是一群迁民经过了生存奋斗而累积了无数经验的优者。”[1]因而，许多宗族都非常重视耕读传家传统的教育与传承，把这方面的内容列入家法族规而使之“法定化”和“永久化”。如兴国刘氏族规中写道：

　　“家门之隆替，视人材之盛衰；人材之盛衰，视父兄之培植。每见世家大族箕裘克绍，簪缨不替，端自读书始。凡我族中子弟，姿禀英敏者固宜督之肄业，赋性钝者亦须教之识字。”[2]

　　明确把读书识字作为教育后代成才，使家族兴旺的根本。

　　又如，《南康严氏族谱》立族规十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勉读书》，要求“族中子弟无论贫富皆当使之就学，严其教令，陶其性情。”[3]

　　可见其对宗族子弟读书向学问题是何等地重视！

　　为了鼓励子弟读书仕进，大大小小的客家家族都从族田中划出一部分作为专门的“学田”；学田所得田租即为“学谷”，专门用于支助和奖励子弟读书。如，宁都李氏规定：族中子弟考上秀才的，由祠堂出谷12担，以资奖励。赣县温氏宗祠规定，族内子弟外出参加考试的，提供路费；考取的，祠堂出资助学。赣县夏府戚氏宗祠则规定：考上秀才奖励24担谷，中了举人的，奖给50担谷，参加县考录取入学的，一年给予12担谷作为奖励和资助。此外，许多宗族还设立了奖掖读书的各种经济组织。如上犹营前上湾黄氏成立了以祠堂为单位的“宾兴会”（当地客家姓氏均有之），专门筹集读书经费。黄氏宗族还有“众”这一经济组织形式。“众”即支脉分家时留作公用的资产，主要是土地。每个公头都有一个“众”。“众”有众谷（收租所得），用以做公益事业，年节祭祖扫墓，资助子弟读书等。如，有子弟考上学校，就从“众”里拨给一定数量的田给其家无偿耕种，毕业后收回归“众”。对于孤苦无靠者，“众”亦给予救济，如其去世无钱安葬，则由“众”费支付解决；如其有遗产（如房屋等）亦收归“众”，“众”可将其掂卖，所得归“众”。“众”由众内族人选出2人管理，其职责是负责收租和各项费用的开支，并向族人公布收支账目。又如，宁都黄陂廖氏设有“文昌众”，专门用以奖励本族士子：凡族中考取各种功名的，分等级予以奖励；在校就读学生则按照学校等级以及本房众产的多少分别享受“学租”。

　　此外，在有条件的地方，一些宗族还纷纷办起了“社学”和“义学”，有的甚至开办书院。如上犹县钟氏宗族，于乾隆九年（1744年）创办“永清书院”，其规模：

　　“前为大门，进内为会文堂，上造牌楼；又进为大墀，墀内建碑亭二，左右为玲珑墙。由耳门入，东西书室各四楹。又进为尊道堂，左右书室各二楹。堂后为墀，历级而上，为四贤祠。上造奎星阁，左为掌教斋；右为藏书府，外两旁为厨房。又由墀内东耳门出，环旋到岭上，左为光霁亭，右为敬业斋……共计为屋一十三栋，为房四十五间……南北长二十九丈，东西前阔二十四丈，后阔一十七丈二尺。藏书数千卷，几榻、器皿俱备。”[4]

　　真是蔚为大观，比之官办书院，恐亦毫不逊色。

　　在客家传统社会里，如果说重教兴学、耕读传家是宗族兴旺发达根本所系的话，那么对于个人来说，惟读惟耕则似乎成了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如前文所说，因为山多田少，因为商业不发达，要生存，惟有力耕；要出人头地，惟有读书仕进。于是祖辈们训诫后人：

　　“教子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有钱人家固然要送子弟读书，没有钱的人家“砸锅卖铁”“卖屎缸也要让子女读书”！一句客家谚语这样说：

　　“瘦地痩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家贫本是读不起书的，但富有进取精神的客家人不甘心一辈子穷，越是贫穷，越是想改变这贫穷面貌，子弟就越是要读书仕进：

　　“读书肯用功，茅寮里面出相公。”

　　这成了客家人坚定的信条，生活的准则，普遍的价值观念！

　　于是，久而久之，在广大的客家地区，重教兴学蔚为风尚，谁能读书，谁就受到家庭、宗族乃至社会的褒扬，反之，则为人所瞧不起：

　　“天光唔起误一日，少年唔学误一生。”

　　“目不识丁，枉费一生。”

　　“耕田爱（要）养猪，养子爱读书。”

　　“子弟唔读书，好比冇眼珠。”

　　“生子唔读书，不如养头猪。”

　　“唔识字，一只猪；唔识字，蚯蚓一粪箕”。

　　“唔识诗书，有目无珠。”

　　…………

　　这些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的谚语，犹如一个个高音喇叭，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不读书，无以成人！不读书，无以立身！

　　更有一首童谣这样说：

　　“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山鹁鸠，咕咕咕，唔读书，大番薯。”

　　不会读书，笨得像个大番薯，连老婆都讨不到，又怎么去传宗接代，怎么去延续香火呢？这对祖宗观念极强的客家人来说，是最惧怕的事情。于是，这又把读书与个人的生存和宗族的兴旺发达联系在了一起。可见，客家人从小就被灌输了多么强烈的崇文尚学、耕读传家的观念啊！

石旗杆的昭示

　　在客家地区，到处可以看到用石柱雕成的旗杆，或者用两根石柱中间镶嵌的木旗杆子，这是一种功名的象征，客俗语云：“三年中一举，旗杆夹石”。这种旗杆，又被称为客家人的“华表”。相传尧舜时代，就有“华表”，那时在交通要道竖立雕刻精美的柱子，作为识别道路的标志，称之为“华表”，而后沿袭下来，多在宫殿、城垣和桥梁或陵墓竖立。客家人的“华表”，多在祠堂前竖立，一般长约5、6米至10米不等，其基座一般为长形石条凿成的方形或圆形状的石柱。石柱上雕刻着各种装饰图案，各节石柱又以石榫相衔接而成，尾部逐渐细小，矗立起来就像是大旗杆似的，故人们称它为“石旗杆”。能竖上这种旗杆，是家族的荣耀。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若是哪家的读书人金榜题名，考上了“进士”，或是获得其他上品位的官职，宗族便请来手艺高超的工匠，精选石料，制作石旗杆。旗杆上凿上获得功名者的姓名、科次、功名、业绩、生平、官衔、品位、年代等，并刻上龙凤呈祥或狮虎相争等吉祥物装饰图案。到了清代，有的客家宗族又立有族规，凡考上秀才、举人者，祠堂也可竖立“石旗杆”。为了表示区别，主要依功名高下、品位大小及文武科名之分，来决定石旗杆的长短，以长者为上。另外，旗杆的底座式样和雕饰图案亦有一定的区别，底座一般有四角、六角、八角形之分，以角多为尊。人们从石旗杆的长短及底座和装饰图案的不同，即可知其功名及品位的大小。石旗杆凿成后，家族要举行热烈庄重的竖旗仪式，全村人均要敲锣打鼓来祝贺，以籍此彰显家声。谁家的祖祠前石旗杆越多，就说明谁家出的人才越多，宗族越兴旺发达。而一个地方的石旗杆多，说明这个地方人才辈出，人杰地灵。

　　石旗杆，古色古香，栉风沐雨而巍然挺立，它向世人昭示的不仅仅是往昔宗族的荣耀，而更是客家人重教兴学、人文鹊起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

　　[1] 见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105页，中国华侨出版社公司，1989年。‍‍‍‍‍‍‍‍

　　[2] 兴国《龙兴祠刘氏联修族谱》，民国三十六年刻本，卷一《族规》。

　　[3] 《南康严氏族谱》

　　[4] 光绪《上犹县志》卷三《建置志·学校》。（作者：罗勇，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原院长、教授）